在美国国会的一次听证会上，军事顾问彼得·普赖发表了令人震惊的言论：如果中国继续推进电磁脉冲武器的研发，美国的电力网络可能会面临整体性瘫痪的风险。
这类警告听起来极为惊人，但聪明的人会注意到：美方经常把某种“威胁”渲染得极端可怕，而这种渲染背后，常常藏着其自身早已在该领域深度布局的现实——那些被贴上“危险”标签的技术，恰恰往往是他们掌握并率先运用的强项。
通俗地说，电磁脉冲（EMP）是一种偏向于“非致命性打击”的手段。通过核爆或高能装置在瞬间释放强烈电磁场，最大的目的在于破坏电子电路系统，使雷达、通信枢纽与指挥网络失效，从而瓦解对方的信息化能力，而不是直接造成大量人员伤亡。
早期依赖高空核爆产生的EMP，覆盖范围极广，影响可达数千公里；而当今各国更侧重发展的则是“非核电磁脉冲武器”（NNEMP），它们利用化学能或电容储能产生定向的微波冲击，能够对特定区域进行精准干扰。
例如，可拿来定点致盲某座空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这种战术上的灵活性，更符合现代战场对选择性和可控性的要求。
无论采用哪种技术路径，其核心战略目的始终没改变：切断对手对信息化系统的依赖，使其在“听不见、看不见、联系不上”的状态下作战，而不是追求直接的大规模杀伤效果。
首先，电磁辐射在传播过程中难以做到完全受控，在复杂的电磁环境里很容易波及到己方设备，因此导致协同作战出现断层，目前尚不具备稳定的大规模布置能力；其次，现代军用平台通常具备电磁屏蔽与冗余设计，很多民用基础设施在遭到电磁干扰后，通过断电重启等方式也能逐步恢复运行。
这项具有强大破坏潜力的技术，并非人为刻意设计的“新发明”，而是在上世纪60年代美苏冷战时期的核试验中意外被发现的副产物。
1961年10月30日，苏联在北冰洋圈内的新地岛（Novaya Zemlya）进行了史无前例的氢弹试验——代号“沙皇炸弹”。
尽管原计划当量被削减至约5000万吨TNT，但这颗核弹在约4200米高空引爆，形成了直径约40公里、高达64公里的巨大火球与蘑菇云，同时意外地展现出强烈的电磁脉冲效应。
这次极强的电磁扰动导致执行投弹任务的图-95战略轰炸机与地面指挥中心之间失去联系长达一个小时，数千公里之外的防空雷达站全部失效，部分通信线路中断；更惊人的是，电磁波甚至在地球上环绕传播了好几周才渐渐衰减。
美国也很快进行了回应性试验。1962年，美国开展了名为“鱼缸行动”（Starfish Prime等试验的一部分）的高空核试验。
在一次试验中，一枚当量约140万吨TNT的热核弹头被由火箭送至约400公里高空并引爆。由于太空中没有空气介质，爆炸的动能没办法形成常规冲击波，能量大量转化为电磁辐射向四周扩散。
实验结果为，遥远的夏威夷群岛——距离爆心约1300公里——出现大面积路灯熄灭、电话中断和电力系统故障，甚至在轨运行的若干卫星因电子元件损坏而陆续失去功能。
这两次超出预期的试验让美苏双方都意识到：电磁脉冲不再只是核爆的附带现象，而是能被有意识利用、转化为战略武器的能量形式。于是，原本被视为副作用的电磁能量释放，郑重进入了军事研发的主赛道。
作为率先把这项技术推进为武器的国家之一，美国在对待它的问题上表现出明显的矛盾与双重标准。
自上世纪60年代核试验结束后，美国便将电磁脉冲纳入秘密研究计划。到了2009年，与波音公司合作推进的CHAMP项目被视为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
2012年一次飞行测试中，一枚搭载高功率微波发生器的巡航导弹在一个小时内连续飞越七个独立目标点，逐一释放电磁脉冲，成功使每一处建筑内的计算机、监控系统和通讯设备永久失效，而建筑结构本身则未受任何明显物理损伤。
到了2025年，美军在电磁压制领域的装备与规划更加多样化：不仅配备了舰载高功率微波防御系统、手持式EMP步枪，还宣布启动总额约为108亿美元的“SHOTCALLER计划”，旨在将AI与电磁压制技术融合，构建新一代的电子作战模式。
不过，细看这些预算分布会发现，新增拨款实际仅为约11.6亿美元，其余款项主要是对既有项目的资金整合和重新命名。
1991年的海湾战争首次展示了EMP在实战中的应用价值。当时，美军发射配备早期电磁脉冲弹头的“战斧”巡航导弹，精确打击了伊拉克首都巴格达的防空指挥枢纽。
随之而来的效果是：伊拉克的雷达屏幕瞬间化为杂乱的雪花图像，整个预警网络陷入沉默，为随后展开的空袭部队打开了几乎无阻的空中进路。
到了2003年伊拉克战争，美军对EMP的使用进一步升级。EMP武器再次被用于攻击巴格达的城市电网与通信节点，使得整座拥有千万级人口的城市陷入长时间的停电与信息孤岛状态，严重削弱了守军的组织协调能力与士气。
此外，美国在电磁脉冲武器的精准化、可控化与智能化方面持续取得进展。2012年，由波音主导的“反电子设备高功率微波先进导弹项目”（CHAMP）完成了关键验证。
在这一系列测试中，导弹以低空巡航方式依次经过七个不同坐标点，每到一处便释放定向微波束，彻底摧毁建筑物内部的联网设备，而墙体门窗几乎未受任何物理损伤；任务完成后导弹按预设程序自毁或返航。
之后，美国将CHAMP有关技术集成到JASSM-ER隐身巡航导弹等平台，并推动把AI算法与电磁压制技术联动，形成所谓“认知电子战”的体系建设。
并在2025年启动“SHOTCALLER计划”，投入大量资源以维持其在全球电磁对抗领域的领先地位。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在电磁武器使用上最为成熟的国家，往往又以“受害者”或“被威胁”的姿态在公众场合频繁表达担忧。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截图。
在2018年的一次国会听证会上，前中情局分析师彼得·普赖（Peter Pry）被指夸大事实，声称中国具备足以摧毁美国约80%输电网络的电磁脉冲能力，并断言这有几率会使数百万人死于随之而来的次生灾害。
事实上，这类极端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服务于争取额外军费的政治目的。国会的一份评估报告说明，只需大约20亿美元的投入就能够实现对全国关键电网节点的电磁加固工程——在年度国防预算的整体规模中，这笔开支微不足道。
由此可见，被广泛宣传的所谓“”，在某一些程度上是一次精心策划的预算游说。听证会结束不久，美国国防部就追加了上百亿美元的专项拨款，名义上用于“提升国家电磁防护能力”。
相比之下，中国尽管在电磁脉冲领域起步相对较晚，但在技术起点和路线选择上展现出明显不同的策略取向，始终强调以防御为先。
作为“后发赶超者”，中国在上世纪60年代末期的罗布泊大气核试验中也捕捉到了随核爆产生的强电磁脉冲信号。
不同于美国当时迅速将这一现象军事化的路径，中国的科研团队更早期地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自然物理现象进行记录和研究。
从70年代开始，青岛电波研究所等研究机构便开展了系统监测，分析核爆对电离层扰动的规律，累积了大量原始观测数据，并建立了国内首批EMP环境数据库。当时研究的重点是科学认知，而非立刻转向军事化应用。
进入21世纪后，随着战争形态向信息化迅速演进，电子对抗的重要性逐渐凸显，中国才开始稳步推动电磁脉冲有关技术的实用化转型。
2011年，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宣布成功研制出首款具备实战能力的定向电磁脉冲装置，并在野外试验中展示了其能力——该装置曾在试验中使一架高速飞行的大型无人机失控坠落，验证了远程“硬杀伤”的可行性。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发展路线长期围绕“防御性应用”展开。2024年珠海航展为外界观察这一战略取向提供了重要窗口。
在展会上，中国公开展示了名为“飓风3000”的地面高功率微波武器系统，声称该系统能在约10公里范围内有效干扰或瘫痪来袭的无人机集群，也能够适用于拦截低空突防的精确制导武器。
同年，中国还宣布在常规电磁脉冲技术方面取得了千兆瓦级脉冲功率的突破，并披露采用了新型压电陶瓷材料，推动装置向小型化发展——声称体积可压缩到类似手榴弹的规模，同时制造成本仅为美方同种类型的产品的大约十分之一（这里为对外公布的数据）。
总体而言，中国并不追求对全域进行覆盖式的电磁压制，而是更专注于点对点的精确反制；不依赖核基础的威慑体系，而是着力耕耘非核的常规技术路线；不主张主动出击，而是保留必要的防御手段以提升自身抵御能力。
与此同时，中国还多次在联合国等多边平台上倡议建立针对电磁武器的国际管控机制。2021年，中国提出限制自主攻击型机器人研发的议案，但遗憾地遭到包括美国、英国、俄罗斯、印度等国的集体否决。
这反映出中国的基本立场：虽然不渴求使用这类武器，但不能没有相应的防护能力——技术研发的根本目的是“以技止战”，用实力维护和平。
反观美国，则长时间固守冷战式思维：一方面加速将电磁武器推向实战部署，另一方面又通过设置技术壁垒来阻止其他几个国家进行类似的正当研究；美国还拒绝签署《特定常规武器公约》中关于电磁武器使用的附加议定书，并坚决反对建立多边监管框架。
历史多次证明：靠技术垄断和对抗逻辑维持的霸权，像沙滩上的城堡一样难以抵御历史的浪潮。真正的大国智慧，不应把先进的技术变作戳向世界的利刃，而应将其锻造成守护全人类共同安全的坚固盾牌。
